「剛當老師的時候，我覺得很幸福，每天都受寵若驚。但這些年來，我每天都愈來愈緊張。
記得有一年我帶三年級，從開學第一天起，早自習就有五、六位家長每天在教室後面站崗，有一回家長告狀到校長室，說老師不應該要求孩子七點四十到校，更不應該要求孩子早自習打掃。
還有一次，開學第二天就被家長投訴，說功課怎麼出這麼多？我把功課減少後，卻又有另個家長告狀，說功課為何出這麼少？
現在的老師，已經不知道拿什麼管學生。有次班上有個學生很皮，把同學從椅子上推下來，害對方受傷，我罰他不准下課，結果第二天，媽媽就來興師問罪。
多年之後，我變得很怕家長，不太敢跟他們說話，看到其他老師也差不多，幾乎都不太敢管學生。家長動不動就告老師，對我們打擊很深……」
教書超過十五年的老師吳麗文（化名），娓娓訴說著她這十幾年來，在台北市這所明星公立小學，從備受尊寵，到現在深受精神折磨的處境。
怪獸家長亂校園
這樣的親師衝突，不是特殊個案。
在一場有關如何「面對怪獸家長」的教師研習會場，老師擠爆現場。研習會上，一位小學老師，描述他每天都會接到某位家長電話，一聊就超過兩小時，「這位家長剛離婚，她把我當做心理諮商對象，我該怎麼辦？」另一位老師很無奈的問道：「有位家長要求來我班上教英文，還說自然課也要去教，因為他覺得自然老師教得不好，我該怎麼辦？」「我們班有過動兒，可是爸媽拒絕帶他就醫怎麼辦？」……這場研習，彷彿是一場給老師的集體治療。
今年教師節，台北市教師會公布了「台北市教師憂鬱傾向調查」，超過三分之一的老師，憂鬱傾向已達到應找醫療單位協助的程度，將近一半（四八％）的教師壓力負荷達到臨界點。而其中「家長的態度」是老師最大的壓力來源。
面對種種類型的怪獸家長，老師要安安心心教書，實在千萬難。
刺蝟老師築防線
對照於過去擁有的福利、尊嚴、光環，現在的老師處於隨時被檢視、被檢討，甚至被敵視的處境中。許多老師不知不覺就產生了受害者情節，嚴重的則變成防衛過度的刺蝟老師，隨時都築起防線，防範家長來襲。
經常入校協助輔導的友緣基金會副執行長黃倫芬就發現，有些老師只要家長一表達意見，就覺得他是怪獸，結果變成每個家長都成為怪獸。
全教會理事長劉欽旭提起，有一次他到某個學校參訪，看到有個老師拿著攝影機一直對著某個學生拍攝。劉欽旭就問那老師：「你在做什麼？」老師說：「他媽媽一直說他兒子很乖，我說她兒子在學校很皮她都不信，我就給他拍下來，他媽媽來了我就放給她看！」
劉欽旭感慨的說：「我不是支持這種行為，但我看到現在使用的通訊工具，真的是讓師生關係起了很大的挑戰。我希望老師、學生跟家長之間能彼此尊重，不要互相拍來拍去，因為很多事情透過影片傳遞，都會被扭曲。」
處理過不少親師衝突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則發現，當老師過於防衛，反而讓事情愈鬧愈大。「我沒有碰過有家長是要故意去侮辱老師的，就是要一個水落石出，要給孩子一個公道。可是很多老師一來就是要防衛，防衛的方法可能就是抹黑對方、指責對方或是淡化事實。我聽過老師最經典的說法是：『我只是用拳頭輕輕推了他的臉，因為這小孩過動，你是不是該帶他去看醫生吃藥？』……一旦老師只想防衛，淡化、抹黑，就會讓事情變得很難處理，」馮喬蘭說。
鴕鳥校長和稀泥
親師直接對峙，原該負起協調、緩衝、仲裁責任的學校行政領導者──校長，卻經常採取「不作為」的鴕鳥策略，讓親師衝突更加激烈。
「有些校長一接到家長電話，就公開罵老師，也不講是哪個老師，也不去輔導，就說：『你們老師小心一點，不要讓我每天接電話！』校長這種情緒性發言很傷老師，」劉欽旭說。
馮喬蘭也指出，現在很多老師困擾的是，如果他們想要堅持一些教育理念，往往只能單打獨鬥面對家長的壓力，「校長沒有挺他，有時甚至把老師推上火線，自己躲在裡面坐大位。」
黃倫芬則觀察，在校園裡，家長還是覺得學校比較保護老師，校長不太敢處理不適任老師的問題。
一位在北部任教的小學老師就很看不慣他們前任校長的鄉愿作風。學校有位即將退休的老師，經常體罰、羞辱、甚至騷擾學生，已經引起全校老師公憤，但校長就是不處理，只想等這老師退休後，問題自動消失。
一位曾經多次協助校園處理爭議事件的諮商專家指出，有些校長花很多心思放在辦活動、做公關，追求所謂「卓越」的評鑑，結果反而沒把心思放在老師、學生身上。
既不敢阻擋家長的無理取鬧，又不敢積極處理問題老師，一心只想保住位子的校長，成了老師跟家長眼中的縮頭烏龜、鴕鳥校長。
可是，校長也有說不出的苦。一位得過卓越領導獎的校長無奈的說：「校長無法做學校的領導者，第一，我不能決定人事；第二，我不能決定獎酬，我不能說這個老師好，我給他獎金三個月，不能啊！酬賞不是我可以決定的。」
透過遴選機制產生的校長，必須要獲得學校教師會和家長會的支持才能保住校長位子，「想要強勢整頓不適任老師的校長，經常得面對黑函、流言的的中傷，甚至很下流的手段，」一位退休校長難過的說。
校長圈子裡甚至流行著一句順口溜：「校長有三權：赤手空拳、有責無權、委曲求全。」反映出整個校園裡荒謬的權利義務關係。
親師緊張，教育受困
親師關係，看似校園裡的一個「微議題」，但牽動的卻是整個校園的文化、氣氛與教育的品質。
在台北市一場「市長與教師會有約」的會議中，教師會強力要求台北市長郝龍斌處理「一九九九服務專線」對學校造成的干擾，因為這專線已經快要成為「怪獸家長專線」了！「許多家長透過『一九九九專線』投訴老師，只要有人投訴，不管有沒有具名，都要求學校寫報告。老師每天寫這些報告，光處理這些投訴就處理不完，」台北市教師會理事長楊益風無奈的說。
但父母會出來投訴，很多時候也是出於無奈。因為有些老師很難溝通，甚至家長在學校求助無門。馮喬蘭在處理親師衝突的時候就發現：「有些老師有嚴重的被迫害意識，你只要講點什麼，他就覺得是迫害、是剝奪，甚至會採取否認、抹黑的方式來因應家長。」一位曾把孩子轉學的家長就很氣不過的表示：「我們當初曾很用心跟老師溝通，可是我跟老師談這個問題，他卻老是扯到其他事情，完全不想回應我的問題。」
劉欽旭憂心的指出：「現在校園裡第一層善意的溝通管道不見了。很多事情一下子就新聞化、公文化、投訴化、檯面化，到了這種程度，學生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轉班、轉校了，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親師關係已經沒有信賴的基礎了。」
親師關係緊張，甚至影響了老師的士氣與行政團隊的運作。
楊益風吐露他的憂慮：「我自己也是父母，親師關係再這樣緊張下去，結果是讓優秀的老師都不再有熱情，台灣的教育怎麼會有希望？」
一位備受肯定的年輕校長，今年卻打算退休，理由是：「我連老師的考績都沒有權力打，除了非常柔性的領導，完全沒辦法管理老師。一個學校好不好，行政團隊很重要，但現在校長往往帶不動老師。」
親師大戰誰之過？
造成親師大戰的原因，除了親師之間個人溝通能力的問題，也牽扯到許多結構性的因素：
1.校園民主化後，親師角色拿捏的困難
現在老師跟家長的關係，是要以資本主義市場下的消費者、雇主、商家的角度看待？還是過往天地君親師的傳統位階面對？
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廖元豪指出，過往老師是一種「身分」，類似親人，通常是村里間最有權威的、受倚賴的少數知識分子，不太需要跟你談權利義務、幾點鐘下班；但現在愈來愈法治化、民主化的校園，也意味著老師逐漸要交出權力，連記學生大小過都要經過層層程序。老師從一個「身分」，變成一種「職業」，是民主化不得不面對的轉變。
也因此，當老師如同一般職業勞工，開始在意自己的上下班時間、隱私權；在意自己的「有限責任範圍」，不再能包山包海的看顧小孩時，家長對老師的「不夠熱血」卻不能釋懷。
前一陣子吵得沸沸揚揚的、家長團體所擬的「教師工作守則」草案，議定老師晚上十點以前要接家長電話的「規定」，就是一個彼此對於「老師該做什麼」期待的錯置。
2.「消費者意識失控」的父母vs.沒有「專業標準」的教師
權力範圍與地位逐漸縮減的老師，卻遇見史上第一代富裕中產的「直升機父母」，一群「消費者意識失控」的家長，讓親師之間的彼此期望落空、嫌隙更深。
普遍受過高等教育的新一代父母，對少子化下的少數子女教育，有著比以往更高的期待。老師不再能靠「身分」取得自然而然的尊敬和認同，而必須靠著專業「贏得」這一代新中產父母的信任。
「怪獸家長」一詞的起源地日本，專家學者們紛紛出書討論怪獸家長現象，他們認為，這群「消費者意識失控」的家長，把「教育」當成服務業，老師當成商家，學生家長是出錢的大爺消費者。基於「付同樣的錢，就應該得到同樣的商品」的概念，無法忍受自己的孩子接受「低於」其他孩子的待遇。於是，他們經常穿梭在學校，提出不合理的要求，要確保自己得到的是「最好的」。
另一方面，這一代教師卻沒有專業成長與發展的制度，沒有獎優懲劣的評鑑機制。學校老師和行政，沒有辦法用足夠的「專業」來處理家長的「越界」。學校裡好老師無法被激勵，不適任教師的淘汰困難重重。
一位在新北市擔任多年輔導組長的老師坦言：「現在的狀況是，老師到底教得好不好、管得好不好，都很模糊，沒有一個標準，我們需要有一個教師專業標準出來。」
「所以現在老師要做的是去學好專業，而不要再期待、恢復、懷念以前的地位，」廖元豪強調。
談起如何避免親師衝突，台北美國學校教務副總校長莫凱倫（Karen Moreau）說得直接：「教學專業和溝通技巧是老師最重要的基本能力，兩者都具備了，親師溝通才有可能做得好。」她直言，透過優質教學的評鑑與激勵教師成長的制度，才是解決親師大戰的「根本解」。
3.無法處理的「不適任教師」，扼殺親師溝通的信任感
「教師法」中規定可以處理的不適任老師，跟父母心目中認為的不適任老師，標準落差實在很大。目前「教師法」規定，除因觸犯法律案件被判刑的不適任教師，可以將他解聘、不再錄用，其他因教學不力、行為不檢點或精神狀態無法勝任的不適任教師，該如何處理，都有許多模糊地帶。而這些卻都是最常引起親師衝突的導火線。
不適任教師在學校裡由教評會負責審議，教評會的組成，超過一半以上是教師代表，與會的教育行政也多具備教師身分，家長代表只有一席。在這樣的結構下，每每引發「師師相護」的質疑。
廖元豪就批評：「現在把所有的處分通通交給學校內部的教評會，老師出了問題，純粹變成內部處理，幾乎沒有外控機制。大家不信任老師能夠大義滅親，家長只好出來到處亂吵。」
善意、專業、制度之必要
隨著時代快速的變遷，當大部分的老師其實還在摸索自己的專業定位、因應各種新議題所需要的新能力時，少子化時代的父母也更認真投入孩子的教育，對老師的期許更高也更挑剔，而校長則夾在老師與父母之間，尋找著力點與平衡點。
當前的教育生態對父母、老師、校長甚至學生而言，都是一個全新的時代，沒有既定的界限可依循、沒有舊有的遊戲規則可參考；而法律、制度又趕不上時代需求，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，讓許多人不自覺的失去了分寸、誤用了自己的權力、傷害了彼此的信任。
要如何化解這場沒有贏家的親師大戰？
親師間開始學習善意的溝通、校長積極建立校內清楚、有效、友善的溝通機制是必要的。
而教師團體在爭取教師權益的同時，也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建立教師的專業倫理與紀律。
當舊有的福利、保護措施、社會地位逐步被卸除，老師需要以專業贏得他人尊敬與自身福祉。家長不應再期待老師給與孩子無條件的愛，但老師也應該有能力給予學生「專業的愛」。
「所謂『專業的愛』，是讓孩子在我們的教學環境裡獲得機會均等、人權平等，當家長看到老師這樣的熱誠，自然也會信任你，」秀朗國小校長潘慶輝指出。
除此之外，法律、制度的修正，給予親師間對等的權力、義務與合理的監督、評鑑，才能有助親師真正成為分工合作的好夥伴。
就如廖元豪所說：「家長要把老師當個專業，老師要把自己做得像個專業，教育當局要創造一套能夠支持專業的制度，而不是讓大家個別去承擔。」